根据《监督法》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基于权力监督机制的运行逻辑，我国目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问责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针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问责，主要包括根据质询结果作出的否定性决议、根据特定问题调查作出的否定性决议以及撤销不适当的决议和规范性文件。
融合与高效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是在办案机制上，推进检察一体化建设，完善一体融合发展产业链。
新时代背景下，应当把检察审查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手段予以重视，更好支撑起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系统性、整体性、制度性解决检察工作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是检察机关时代使命。一是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能动性是司法的固有属性，与法院相比，检察机关能动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理论认同度应当更高。首先，中国式检察机关检察履职要保障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需求以及对检察工作的新期待。
新时代新征程上检察工作使命崇高、任务艰巨。在强化行政检察监督，助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抓住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实质，不只是对诉讼活动或者司法裁判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还重视对实质违法行为的纠正和法律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国家权力由传统的消极的不作为向积极干预转变，基本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和强弱程度发生变化，基本权利原先被理解为保障自由、确保干预性行政恪守法律的抗拒权利，现在则转向一种法律秩序的基础性原则，以一种尚未在基本概念上澄清的方式把主观自由权利内容转变成建构性的、穿透性的基本规范的客观性的内容。
也即是说，在理论上其实并没有形成所谓的母法说。到了17世纪末，随着议会主权的兴起，作为高级法的根本法观念在英国逐渐衰弱了，而在美国却又以成文宪法的形式复活。从本质上来讲，宪法体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而普通法律只是代议的结果，不直接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因此，普通立法必须依宪行使，这是宪法作为高级法的本质要求。正如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的，它在我们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必须禁止的。
应该说，这两个论断都不足以支持母法说，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的权威性的确使母法说成为了通说。宪法规范了立法权，而普通法律是立法权行使的结果，从而，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因立法权的行使产生了发生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源与流的关系。
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但宪法学前辈没有严格区分开来。我国宪法文本本身的设计也充满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念。(一)理论上母法说并没有形成通说母法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比如吴绂征在1946年的文章中就提及，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实践证明，通过用规定人民权利保留以及列举基本权利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权。
因为具体化本身就已经是一次合宪性审查了。其次，基本权利规范部分也体现了制约国家权力的理念。在现代宪法中，基本权利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不再强调传统的消极防御的性质，而且还承认了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内容。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全面依法治国中宪法的实施。
宪法至上是权力制约的根本要求，立法权是由宪法授予的，其必须根据宪法行使，而普通法律是立法权行使的结果，因此，普通法律通过立法权与宪法形成了一种间接的调控的关系。但此时的论述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案发生后，因对基本权利性质的讨论才引起宪法学界的关注，后来在物权法和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引起整个法学界的持续的关注和讨论。
首先，权威说法中一般都使用根本法和总章程，而不使用母法。从这个角度看，高级法的观念体现了立宪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宪法具有最高的效力，以实现制约权力。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但是，宪法学前辈们使用母法只是对宪法的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是科学和严谨的论述。王叔文先生则引用了斯大林的论断：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以此作为对母法说的论证。普通法律不得与宪法规定相抵触，否则即丧失法律效力，这就是通说中所说的，宪法是母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宪法称为法律的法律。也就是说，普通法律其实存在着两种情形：根据宪法形成的普通法律和自行立法而形成的普通法律。
国家的根本法或基本法，高于其它法律，其阐明政府的体制、性质和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规定国家元首、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的组成、权力的分配、行使、限制和相互关系，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重大事项。1983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作年度工作报告指出：一年来，常务委员会在立法工作中，注意了以下几点：第一，立法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社会主义法制原则，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律体系。
这是对我国宪法性质和地位的总论断，是新时代开展宪法理论研究和宪法实践的总遵循。而且第二点仅仅是强调宪法作为立法的根据和基础，并没有强调其与普通法律在内容上的源和流的关系。
但宪法在本质上或主体内容只能是对权力关系的调整，而不是对社会关系的直接调整，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总之，母法说理论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如果宪法的实施需要立法具体化，那么，宪法本身就没有直接的效力。
对此，吴家麟先生提出：在宪法中也不应多处说‘依法如何如何，说‘依法首先要依宪法。而且斯大林特别强调，仅仅是根本法，以突出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区别。只有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我们立法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主要是总结我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从实际中产生法律。
首先，宪法的总纲部分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制度，以及国家的目标和政策，为整个国家权力，尤其是立法权行使提供了基础，指明了方向。那么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呢?法律的基本含义和要求是具有规范性，因此，这句话的基本含义应该是宪法是规范着普通法律的法律，也就是说，相对于法律而言，宪法具有更高等级的地位，所以，准确地说，这句话应该是表达了宪法具有更高的效力，体现了高级法观念，而不是母法观念。
他还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再次，宪法学者们通常使用母法这一概念，但也只是对宪法通俗的称呼，并不是科学和严谨的论述。
正如杰斐逊1787年12月20日给麦迪逊的信中提到的坚持将《权利法案》写进宪法的理由：一个权利法案是授予人民享受的权利，以及任何主持正义的政府所不应该拒绝的事情，或者根据推论的事情。但宪法学前辈们对宪法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的描述有三点，母法仅仅是其中的一点：(1)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规范，而普通法律只是规定或调整其中某一个方面社会关系的规范。
进入专题： 宪法 。虽然民法典最终写进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看似维护了母法说，但自身却出现了无法自洽的矛盾。比如，许崇德先生在教材中直接明了指出：通俗地讲，宪法是母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次，虽然有官方文件有提到了母法，但恰恰表明宪法只是母法可能之一，并非普通法律的唯一渊源。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基本功能是控制权力，尤其是对立法权的控制。如果非要为母法找权威官方人士来源的话，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先生则提到过母法这一说法：……‘私益服从公益……是调整原则，宪法是母法，应有此原则的规定。
该部分的内容的具体实现往往需要进一步立法才能得到完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基本功能是控制权力，尤其是对立法权的控制。
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因此，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基于立法权的运用产生间接的调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是普通立法的依据，普通法律必须根据宪法制定，但两者并不是直接的源和流的关系，也就是说，宪法与普通法律并不形成母与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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